顯示具有 【專欄-李筱峰】 標籤的文章。 顯示所有文章
顯示具有 【專欄-李筱峰】 標籤的文章。 顯示所有文章

2013年12月17日 星期二

【專欄】-【台灣史問答】什麼叫做「平埔族」

【台灣史問答】什麼叫做「平埔族」?
在我們現實的生活中還可以看到平埔族的痕跡嗎?

摘錄自 玉山社出版,李筱峰著《台灣史101問》

台灣原本是南島民族的天地,台灣原住民族被區分為「高山族」與「平埔族」,這種分類的名稱,是外來的漢語族叫出來的,大抵因地緣關係而分,居住平地者被稱為「平埔番」(但是被稱為「高山族」者,也並非全住於山區,如排灣、魯凱族部分人仍住在平地)。

在近世外來移入者(華寇、倭寇、中日漁民、荷蘭人、西班牙人、中國閩粵移民等)尚未進入台灣之前,台灣從東北部的蘭陽平原、北端的基隆淡水起,沿著西部平地,一直到南端的恆春半島,這廣大的平原及台地上,散居著許多原住民族的聚落,被通稱為「平埔族」。過去充滿種族優越感的漢語族人以「平埔番」稱之,又以其接受漢化,並向官府繳稅納糧,而稱之為「熟番」,相對於政教不及的高山族,則被稱為「生番」。

平埔族和高山族一樣,族系繁多,語言、習俗也不盡相同,但都屬南島民族(Austronesian),亦即印度尼西亞語族。荷蘭時代荷人對全台曾做過人類學調查,全台有一百九十三個部落,四十五個族系。民族學者將平埔族分為八族到十族,包括噶瑪蘭族、凱達格蘭族、道卡斯族、巴則海族、巴瀑拉族、巴布薩族、洪雅族、西拉雅族、馬卡道族……。直到十九世紀初,各族的分布範圍還很清楚。

但是,由於中國閩粵漢語族移民不斷進入,平埔族在外力入侵、通婚,以及強勢文化的浸漬下,社會逐漸解組,語言消失,身分認同錯亂(詳見本書第30問),再加上歷經外來政權(滿清、日本與中國國民黨政權)的思想「教育」,以至於今,平埔族已經不為社會大眾所認知。

雖然平埔族已經在社會大眾的認知中消失,但是平埔族的痕跡,其實在今天台灣人的生活中,處處可見。

平埔族發音的地名

即使連「台灣」的名稱,也是來自平埔族的發音。(詳見本書第1問),今天台灣有許多市鎮名稱,都是由平埔族社名而來:
根據沈建德的調查研究,今天台灣島上許多市鎮,由平埔族社名漢化者至少一百一十個,西部有七十八個,而且是於一七六四年以前就漢化改名,去社留名,例如:

麻豆社→麻豆,赤崁社→赤崁,萬丹社→萬丹。土庫王社→土庫(雲林),斗六社→斗六,大突社→溪湖大突,南投社→南投,大里杙社→大里,二林社→二林,西螺社→西螺。烏牛欄社→烏牛欄,葫蘆墩社→葫蘆墩(豐原),罩蘭社→卓蘭,沙轆社→沙鹿,大肚社→大肚。苑裏社→苑裡,吞霄社→通霄,後壟社→後龍,新港社→新港,貓裏社→苗栗市,大甲東社→大甲,日南社→大甲日南。大雞籠社→基隆,淡水社→淡水,里族社→里族,北投社→北投,唭哩岸社→唭哩岸,大琅泵社→大龍峒,八里坌社→八里,雞柔社→圭柔山(在淡水),搭搭攸社→塔塔攸(在松山),南崁社→南崁,坑仔社→坑子(在桃園),龜崙社→龜山。秀朗社→秀朗。

此外,宜蘭還有三十二個,是一八四○年後漢化改名。

台灣到處都有平埔族地名,圖中高速公路上面的四個地名,
就有三個平埔族地名:大甲、苑里、
通宵
台北市捷運其哩岸站附近,就是早期平埔族凱達格蘭人的其哩岸社所在地
再者,出現「番」、「社」等字樣的地名,亦是過去平埔族聚落。例如,歷史學者陳國棟出生於淡水賢孝里「番子田」、陳水扁前總統出生地以前也叫「番子田」、歷史學者戴寶村家裡的地址在三芝鄉「番社後」……,這些地名,都讓我們看到平埔族的痕跡。這類型的地名,全台灣至少有一百二十四組。例如:

(1)以「番社」起頭者六個:番社(有改為香社者)、番社腳、番社口、番社內、番社後、番社仔。
(2)「番子」起頭者三十一個:番子庄、番子社、番子田、番子橋、番子路、番子園、番子圍、番子宅、番子巷、番子厝、番子埔、番子坡、番子陂、番子溝、番子坑、番子潭、番子湖、番子崙、番子窩、番子挖、番子壩、番子堀、番子公館、番子寮、番子寮坑、番子渡頭、番子路頭、番子樓、番子鹽、番子田洋、番子田溝仔。
(3)以「番」起頭或結尾者十一個:番路、番婆、番婆寮、番婆湖、番婆崙、番童埔、番挖、番灣、番割田、府番、番山。
(4)以「社」起頭者二十個:社腳、社口、社尾、社頭、社中、社上、社後、社皮、社寮、社寮角、社寮崗、社子、社地、社東、社西、社南、社后坑、社角、社底、社后。
(5)以「社」結尾者十八個:新社、舊社、舊番社、大社、中社、外社、頂社、頭社、下社、水社、東社、西社、南社、頂頭社、下頭社、埔里社、翁子社、水裡社。
(6)其他三十八個:新番子埔、舊番子埔、大埔(源自廣東大埔者除外)、大尾、公廨埔、頂番婆、中番婆、下番婆、小紅毛社、生番空、阿里史、大突寮、萬斗六、阿密哩、喀哩、西勢社、雙寮社、高密、大甲東、埔仔、南崁廟口、坑仔口、霄裡、芝芭里、波羅汶、貓盂、苑裡坑、八芝蘭、瑪陵坑、南港仔、錫板、叭嗹港、金包里、瑪鋉、馬賽、阿里史民莊、阿里史、阿束社。(以上詳見沈建德,《台灣血統》、《台灣常識》)

宗教信仰與儀式

平埔族人最常見的信仰是祖靈崇拜。南部西拉雅族有著名的「祀壺」信仰,他們相信西拉雅人的祖先「阿立祖」,將惡靈、邪靈收拾於壺瓶等容器中,因此,他們以盛水的壺罐供奉於「公廨」中。公廨是他們部落祭祀的地方,相當於西方的教堂。目前南部的許多村落、鄉間,仍保留有「公廨」,或稱為「公厝」者。今天台灣福佬人有拜「地基主」、客家人有拜「土地龍神」之習俗,係源自平埔族對祖靈「阿立祖」的祭拜。

台灣歌謠中的平埔族痕跡

許多平埔族擅長歌唱,在生活上幾乎無所不歌——有祝年歌、頌祖歌、耕種歌、打豬歌、情歌、飲酒歌、待客歌……。所以,今天台灣有許多歌謠,係源自於平埔族,如著名的「思想起」、「牛犁歌」(駛犁歌)、「台東調」(及其同曲調系列「恆春耕農歌」、「恆春民謠」、「青蚵仔嫂」、「三聲無奈」)……,都是平埔族的歌調演變出來的。著名的流行歌曲「月夜愁」,則是經由馬偕牧師採自平埔族歌謠,最後由作曲家鄧雨賢改編而成的。

語言中的平埔族痕跡

研究南島民族的專家李壬癸指出:「因為漢人大量移民來台,其人數與文化居於絕對優勢,就逐漸取代了住在平原地區的各種平埔族群語言了。絕大多數的平埔族語言,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消失殆盡了。」(詳見李仁癸,《珍惜台灣南島語言》,頁五五)
台灣最大族群的福佬系,使用的語言來自閩南語,但是與中國的閩南語並非全然相同,除了摻入了荷蘭語與日本話等外來語之外,也保留一些平埔族語言。再者,語言學上的「母語干擾」現象,也會在新學習的語言中產生:在學習新語言的過程中,因受母語的影響,不可能百分之百移入全新的語言而將原來母語完全捨棄,必然有許多母語的殘留,或因母語的特殊發音而影響新語言的發音。台灣有許多地方有很特殊的發音,也有一些很特殊的用詞(借漢字來表音,無法望文生義了解其意),將這些發音或語詞,對照閩南語的漳州音或泉州音,皆無該語音或語詞,此種現象極可能就是平埔族語言的殘留。學者簡炯仁就曾指出台灣話中的許多語詞,像「龜毛」、「阿沙不魯」、喝酒喝得「馬西馬西」……,係源自於南部西拉雅語。

我們今天台灣人的生活中,尚保留許多平埔族祖先的痕跡,到處可見,有待我們去發掘。

【參考資料及推薦閱讀】
王嵩山,《台灣原住民的社會與文化》,台北:聯經,二○○一。
伊能嘉矩著,楊南郡譯,《台灣踏查日記》,台北:遠流,一九九六。
伊能嘉矩著,楊南郡譯,《平埔族調查旅行》,台北:遠流,一九九七。
呂理政,《人類學家的博物館》,台北:中研院民族所,一九八八。
李壬癸,〈從文獻資料看台灣平埔族群的語言〉,第七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,二○○八.九.六。
李壬癸,《台灣平埔族的歷史與互動》,台北:常民,一九九七。
李壬癸,《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》,台北:常民,一九九七。
李壬癸,《珍惜台灣南島語言》,台北:前衛,二○一○。
李亦園,《台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》,台北:聯經,一九八二。
杜正勝,〈平埔先民的遺產〉,《台灣心 台灣魂》,高雄:河畔,一九九八。
沈建德,〈台灣人血源論之剖析〉,《族群政治與政策》,台北:前衛,一九九七。
沈建德,《台灣血統》,屏東:著者出版,二○○○。
沈建德,《台灣常識》,屏東:著者出版,一九九八。
林媽利,《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:以血型、基因的科學證據揭開台灣各族群身世之謎》,台北:前衛,二○一○。
洪麗完,《台灣中部平埔族——  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》,板橋:稻鄉,一九九八。
孫大川,《台灣原住民:人族的文化歷程》,台北:遠足,二○一○。
宮本延人著,魏桂邦譯,《台灣的原住民族》,台北:晨星,一九九二。
徐雨村,《台灣南島民族的社會與文化》,台東: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,二○○六。
國立編譯館主編,《台灣原住民文化基本教材》(上)(下),台北:國立編譯館,一九九八。
康培德,《殖民帝國與帝國接觸: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》,板橋:稻鄉,一九九九。
梁志輝、鍾幼蘭,《台灣原住民史—— 平埔族史篇》(中),南投:台灣省文獻會,二○○一。
陳奇祿,《台灣土著文化研究》,台北:聯經,一九九二。
鳥居龍藏著,楊南郡譯,《探險台灣》,台北:遠流,一九九六。
鹿野忠雄著,宋文薰譯,《台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》,台中:台灣省文獻會,一九八八。
詹素娟、張素玢,《台灣原住民史:平埔族史篇》(北),南投:台灣省文獻會,二○○一。
劉還月,《尋訪台灣平埔族》,台北:常民,一九九五。
潘英,《台灣平埔族史》,台北:南天,一九九六。
蕭瓊瑞,《島民.風俗.畫—— 十八世紀台灣原住民生活圖像》,台北:東大,一九九九。
謝世忠,《認同的污名》,台北:自立晚報,一九八七。
簡上仁,《台灣民俗歌謠》,台北:眾文,一九九二。
簡上仁,《台灣民謠》,台北:眾文,一九九○。
簡上仁,《台灣音樂之旅》,台北:自立晚報,一九九一。

2013年12月3日 星期二

【專欄】序王伯仁《看千帆過盡—一位省政記者的憶往》

序王伯仁《看千帆過盡—一位省政記者的憶往》
李筱峰
白頭宮女話天寶遺事,不見得比那些被譽為「太史簡」、「董狐筆」的制式官史沒有價值。親歷天寶舊事的白頭宮女,說起陳年往事,可能更貼近史實、更入木三分。
吾友王伯仁先生,一位在台灣新聞界幾乎無人不知的資深記者,在「退而不休」之後,開始反芻他二十多年的記者見聞,寫下了這本見聞回憶錄。我身為歷史研究者,職業與身份的敏感度告訴我,收在這本書的點點滴滴,一定比白頭宮女話天寶,更活潑、更貼切、更具史料意義。
新聞記者與歷史學者在性質上有著很微妙的異同關係。相同的是,他們都在記錄事情、分析事情;不同的是,新聞記者所記錄和分析的,是當下的時事,歷史學者研究的對象則是過往的事情。而今天的時事(新聞),就是明日的歷史;今天的歷史,則是昨日的時事(新聞)。西方史家曾說「歷史是現在和過去的不斷對話。」司馬遷也強調「通古今之變」。可見新聞時事與過去的歷史密不可分。更何況新聞記者出身的伯仁君,以其記者經驗回顧過去的採訪見聞,其史料意義自不待言,提供給今日時事之參考價值,更不言可喻。伯仁君說得好:「筆者雖然不是『史官』,但工作性質也與古代史官有些類似,儘量要把事情的真相記錄下來。
伯仁君於一九七七年進入台灣省議會擔任駐會記者,直到一九九八年凍省後,內調報社做核稿工作。他進入省議會開始採訪新聞時,正是台灣的工商業開始起飛之時。而在那個國會由不經人民改選的「老賊」把持的時代裡,省議會是政治的中心。誠如伯仁君自己所說:「自己也沒料到,可以在當時是政治新聞焦點所在的省議會,前後擔任二十年的駐會記者。在同一個位置,坐壞了四、五張籐椅和牛皮椅,也曾調省政府各廳處「巡迴」採訪了三年。遙想當年,初去省議會採訪時,幾乎是最「幼齒」的,不知不覺中,猛然發現自己居然已經成為省議會記者中的「老賊」。當年在省議會會場擔任服務員的小妹們,後來多位都已當上「阿嬤」,這使我相當悵然。剛好又逢「凍省」,我從有省議會和省政府,跑新聞跑到都沒有了現在這位新聞界的「白頭宮女」以台灣省議會和省政府的遺事為題材,話說重頭,敘舊補遺,不僅可以藏諸名山,更可傳乎其人。
記得中國五代後周有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一書,記載唐朝開元、天寶年間的宮中逸聞遺事,以及宮內外的風情習俗,如:鬥雞、肉陣、肉腰刀、鳳炭、樓車載樂等荒淫事。而我們這位新聞界的白頭宮女伯仁君,則為我們紀錄當年官場上的逸聞遺事,黨政要員或議員之間的送往互動、言行心態、恩怨情仇、分合心結,是一部充份曝露中國式政治文化的「官場現形記」。
更難得的是,伯仁君持平論述第六屆到第十屆台灣省議會目前所謂之藍綠陣營的「鬥爭」,可說是台灣民主化進程不能或缺的一頁歷史。沒有省議會反對力量的如縷不絕,就沒有美麗島事件和民進黨的成立,更不用說後來的政黨輪替。
具體而言,台灣能有今日民主制度的成就,許許多多當年「黨外」省議員的「打拼」,絕對是功不唐捐。例如沒有「五龍一鳳」,台灣只剩國民黨一言堂;黨外沒有以省議會為軸心,就營造不出「美麗島政團」,進而因美麗島事件的犧牲,喚起民眾的覺醒;沒有14位黨外省議員集體辭職事件,就引不出後來的修憲、凍省。凡此種種,乍看幽微,實則炯昭。伯仁君以點滴方式記錄之,或評論之。每篇雖獨立成篇,卻又脈絡相通,大局躍然而出矣!例如:
有台灣第一紳士之稱的林獻堂先生,為何當省參議員數月即辭職?晚年為何遠避異國,拒不歸台?
總額達千億元以上的所謂「勞軍捐」之來龍去脈如何?為何沒有進國庫而由婦聯總會、國防部總政戰部及國民黨分贓?
「現代吳鳳」是何許人也?他指誰是「出草人」?
當年一般國民黨籍(和黨友型無黨籍議員),每次選舉下來,大概要花多少錢?
為何當年只要是國民黨籍的候選人,縱使很優秀,不花錢是很難當選的。反之,頂著「黨外」招牌,選舉不用花大錢,甚至有「盈餘」?為何「選舉要花大錢買票,成了國民黨候選人的『原罪』」?
何以蔣經國要問:「為什麼監察委員選舉要用錢買票?」(1987.1.21)
為何關中當年代表國民黨與黨外溝通,卻溝通出了美麗島事件?關中在此事件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態度又是如何?
當年關中操盤的監委選舉,有金額龐大的「統收統支」的策略,這是怎麼回事?
到底連戰與伍澤元之間那筆被連戰忘記的三千六百多萬元不明借款,是怎麼回事?那會是社會上傳言的合作「炒地皮」的錢嗎?
吸血鬼高利貸單純是黑社會的滋養泉源嗎?有沒有白道(檢、警、調及法官)摻一腳,「黑白合作」呢?
以上不勝枚舉的疑問,都在王伯仁先生的回憶中,一一呈現其輪廓。
然而,畢竟伯仁君當年駐台灣省議會及省政府的採訪期間,正值充滿政治禁忌的戒嚴時代,也涉及政治人物的隱私,使他們當時在下筆時礙於現實環境而無法暢所欲言。誠如伯仁君所言:「有的事情在發生當時,或因種種原因而無法見諸報端,事實上至今還留存我的腦海中。」「所以當時(1978)的政治記者,有一招『曲筆』的做法,即不直接挑戰新聞『紅線』,而是婉轉繞道而行,可見當時任政治新聞記者之難為。」如今事過境遷,台灣已民主化,伯仁君也無現實壓力,因此,至今還留存在他腦海中的往事,伯仁「不虛美,不隱惡」的實錄精神,話說重頭。
這部書不是王伯仁先生的自傳,而是回憶式的紀錄。回憶錄很類似自傳,惟自傳側重以作者個人為重心;而回憶錄(memoir)是個人以其經驗和觀察寫出來的歷史記述,側重在外界事件上。回憶錄作者通常是歷史事件的參與者或觀察者,其主要目的在描繪、解釋這些事件。回憶錄及自傳經常是歷史研究者用來作為了解歷史真相、解釋歷史原由所要參考的重要史料。伯仁這部著作,正是這樣一部具有高度史料價值的回憶錄。我在研究所開有《戰後台灣史專題》的課程,我會將這部書列為研究生必須參考的著作。這是我在伯仁這部大作付梓之前,有幸先睹為快,忍不住要急著透露的決定。
李筱峰
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
2011.2.9.








2013年11月23日 星期六

【專欄】台灣民主化的推手-序《台灣,打拼—康寧祥回憶錄》

台灣民主化的推手
序《台灣,打拼—康寧祥回憶錄》  
作者: 李筱峰

1969年11月,在台北市改為直轄市後的首屆市議員選舉中﹐一位年僅29歲的大學畢業的加油站工人,剛剛應徵考上華南銀行的工作卻沒去報到,而投入了這次選舉,很令人意外地在選舉中高票當選!康寧祥這個名字,在此之前,沒有多少人聽過,經此選舉卻一炮而紅,震驚了準備組閣接掌大政的蔣經國,也讓太平洋彼岸的美國當局投出訝異的眼光。一個月後﹐台灣舉行中央民意代表的「補選」(這是中國國民黨退入台灣以來的首次中央民代的局部選舉),具有草莽性格、已擔任過兩屆台北市議員的黃信介,獲康寧祥的鼎力助選,當選了立法委員。

翌年(1970年)六月,康寧祥以市議員身分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訪美。1972年6月蔣經國組閣,台灣政治的新局面開始,美國WTTV的電視記者專程來台採訪,並且特別到市議會採訪新崛起的市議員康寧祥。以一個過去藉藉無名的人物,會在短期間受到國際間的注目,這在台灣政治史上是一個異數。

在野的康寧祥、黃信介的的崛起﹐與在朝的蔣經國的上台﹐分別為朝野的政治埋下兩條伏筆,為往後的台灣政治,激盪出民主化的局面。

蔣經國組閣的這一年(1972)年底,康寧祥更上一層樓,在台北市參加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,以次高票當選立法委員。這一年,我已負笈台北就讀政治大學教育系,有機會親臨康寧祥的政見發表會,見識到前所未見的萬人空巷的大場面,聆聽他那聲音沙啞卻扣人心弦的演講,那是我這一生中難以忘懷的場景。

我自高中時代起,即因有幸閱讀殷海光、雷震、羅素(Bertrand Russell)等自由主義著作而大受啓蒙,開始嚮往民主自由的政治。對於中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漸生反感。當時在長期軍事戒嚴與所謂「戡亂」體制下,「黨、政、軍、警、特」五位一體,國庫通黨庫,司法、媒體、教育悉由國民黨掌控,國會由來自中國的老代表充斥,不得定期改選,台灣人只能納稅、當兵。而白色恐怖造成的傷害,更不在話下。對於那樣的法西斯政權,我感到憤懣,但卻又無可奈何!因此,來到台北親臨康寧祥的政見發表會,聽他對時政的諤諤直陳,激昂慷慨,看到成千上萬的選民並肩接踵在熱烈聆聽政見發表會,如大旱之望雲霓,我感到一股希望湧上心頭。記得有一晚的政見會(好像是在萬華車站前廣場)正進行一半,忽然風雨遽起,許多民眾未帶雨傘,卻寸步不離,淋着大雨繼續聽著康寧祥的演說。康寧祥看台下眾人淋雨不散,他立刻請工作人員將台上的遮棚拆開,台上台下大家一起淋雨。康寧祥揮舞著手勢,在風雨中聲嘶力竭地喊著:「今晚的風為咱吹,今晚的雨為咱落,台灣在風雨飄搖之中…咱心連心,手牽手,….」許多人聽得熱淚盈眶,我也聽得分不清在我臉頰上的是雨水還是淚水。感動之餘,我跑去康寧祥的競選總部向他們要了一疊競選傳單,在萬華一帶沿街散發起來,當起助選志工。不嚴格說,我當時應該已算是開始參與「黨外」運動了。沒想到七年後,我擔任了康寧祥主辦的《八十年代》雜誌的執行主編。《八十年代》是1979年下半年與《美麗島》雜誌並肩作戰的「黨外」民主運動的重要刊物。

「黨外」一詞,原本只是對非國民黨籍的一個泛稱,早期無黨籍的候選人,多以「無黨無派」標榜,而少用「黨外」一詞。自從康寧祥、黃信介崛起後,「黨外」一詞大量使用,無形中「黨外」一詞便成為無黨籍中的政治異議分子所共同使用的符號。在這個界定含糊、定義籠統但卻又簡短的號誌下,一些政治異議人士經由數次的選舉而逐漸凝結成一股在野的政團。「黨外」一詞成為1970年代以降的民主運動的專有名詞。「黨外」政團也可以說是後來的民主進步黨的前身。

台灣的民主運動,與選舉有著密切的關係。在一般上軌道的民主國家中﹐選舉有發揮政策凝聚的功能﹐但是﹐由於中國國民黨入台以來所實施的「地方自治」只是一個「半自治」的型態(地方缺少財政權﹑人事權﹑警衛權﹑教育權)﹔而中央民意代表在1969年以前﹐格於所謂「動員戡亂」體制﹐完全不讓台灣人民改選﹐直到1969年之後﹐經修改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」,也只改選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(即所謂「補選」及「增額選舉」)。所以﹐台灣儘管有選舉﹐但並不能發揮政策凝聚的功能。不過,選舉卻有相當程度的民眾教育作用。尤其在長期的戒嚴與白色恐怖政治下﹐人民平常沒有集會結社的自由空間﹐但選舉一到﹐選舉活動提供在野人士一個「體制內」的發言時段,無形中﹐為在野反對人士提供一個民主運動的運動場。所以,台灣的民主運動,幾乎伴隨著選舉活動同步進行。而康寧祥無疑是這個運動的重量級領袖人物。

康寧祥從「黨外」運動到民主進步黨的成立,到台灣的民主化,幾經曲折坎坷之路,他發揮着關鍵性的作用。當時許多國內外政治觀察家認為,有朝一日康寧祥可以成為台灣的政治領導人。但是風雲際會的結果,後來居上的陳水扁成為總統,而康寧祥反而屈居其下。然而從歷史的觀點看,康寧祥對台灣民主化的影響,絕對不在陳水扁之下。

我在大學研究所開有一門「台灣民主運動史」的課程,我以一位研究者,也是參與者的身份,告訴學生說,從1970年代的「黨外」民主運動,到90年代的「民主化」,康寧祥的角色如果去除,這部民主運動史一定殘破不全。

很高興看到康寧祥先生出版了他的回憶錄,這位昔日台灣民主運動的重要推手,將為台灣的民主運動史、台灣的民主化過程留下珍貴的見證。

史家知道,要研究二次大戰的歷史,不能不看蒙哥馬利的回憶錄,以及戴高樂的《戰爭回憶錄》;要了解俄國革命及俄共內部政治鬥爭的歷史,就不能不看托洛斯基的回憶錄《我的一生》;要了解印度早期的民族獨立運動,就不能不看甘地的《我的真理實驗錄》,以及尼赫魯的《自傳》;即使像在政治上並無顯要地位的猶太裔俄國作家約倫堡,他的一部篇幅浩大的回憶錄《人間、歲月、生活》,也被譽為是一部「蘇聯知識份子的精神史」。同樣的,我可以大膽地說,要瞭解台灣民主化的過程,要瞭解台灣的政治變遷,就不能不看康寧祥這部回憶錄。

李筱峰
2013.8.21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

(照片: 2013年11月22日康寧祥新書發表會後為讀者簽名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