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專欄】序王伯仁《看千帆過盡—一位省政記者的憶往》

序王伯仁《看千帆過盡—一位省政記者的憶往》

李筱峰

白頭宮女話天寶遺事，不見得比那些被譽為「太史簡」、「董狐筆」的制式官史沒有價值。親歷天寶舊事的白頭宮女，說起陳年往事，可能更貼近史實、更入木三分。

吾友王伯仁先生，一位在台灣新聞界幾乎無人不知的資深記者，在「退而不休」之後，開始反芻他二十多年的記者見聞，寫下了這本見聞回憶錄。我身為歷史研究者，職業與身份的敏感度告訴我，收在這本書的點點滴滴，一定比白頭宮女話天寶，更活潑、更貼切、更具史料意義。

新聞記者與歷史學者在性質上有著很微妙的異同關係。相同的是，他們都在記錄事情、分析事情；不同的是，新聞記者所記錄和分析的，是當下的時事，歷史學者研究的對象則是過往的事情。而今天的時事(新聞)，就是明日的歷史；今天的歷史，則是昨日的時事(新聞)。西方史家曾說「歷史是現在和過去的不斷對話。」司馬遷也強調「通古今之變」。可見新聞時事與過去的歷史密不可分。更何況新聞記者出身的伯仁君，以其記者經驗回顧過去的採訪見聞，其史料意義自不待言，提供給今日時事之參考價值，更不言可喻。伯仁君說得好：「筆者雖然不是『史官』，但工作性質也與古代史官有些類似，儘量要把事情的真相記錄下來。」

伯仁君於一九七七年進入台灣省議會擔任駐會記者，直到一九九八年凍省後，內調報社做核稿工作。他進入省議會開始採訪新聞時，正是台灣的工商業開始起飛之時。而在那個國會由不經人民改選的「老賊」把持的時代裡，省議會是政治的中心。誠如伯仁君自己所說：「自己也沒料到，可以在當時是政治新聞焦點所在的省議會，前後擔任二十年的駐會記者。在同一個位置，坐壞了四、五張籐椅和牛皮椅，也曾調省政府各廳處「巡迴」採訪了三年。遙想當年，初去省議會採訪時，幾乎是最「幼齒」的，不知不覺中，猛然發現自己居然已經成為省議會記者中的「老賊」。當年在省議會會場擔任服務員的小妹們，後來多位都已當上「阿嬤」，這使我相當悵然。剛好又逢「凍省」，我從有省議會和省政府，跑新聞跑到都沒有了…」現在這位新聞界的「白頭宮女」以台灣省議會和省政府的遺事為題材，話說重頭，敘舊補遺，不僅可以藏諸名山，更可傳乎其人。

記得中國五代後周有王仁裕撰《開元天寶遺事》一書，記載唐朝開元、天寶年間的宮中逸聞遺事，以及宮內外的風情習俗，如：鬥雞、肉陣、肉腰刀、鳳炭、樓車載樂等荒淫事。而我們這位新聞界的白頭宮女伯仁君，則為我們紀錄當年官場上的逸聞遺事，黨政要員或議員之間的送往互動、言行心態、恩怨情仇、分合心結…，是一部充份曝露中國式政治文化的「官場現形記」。

更難得的是，伯仁君持平論述第六屆到第十屆台灣省議會目前所謂之藍綠陣營的「鬥爭」，可說是台灣民主化進程不能或缺的一頁歷史。沒有省議會反對力量的如縷不絕，就沒有美麗島事件和民進黨的成立，更不用說後來的政黨輪替。

具體而言，台灣能有今日民主制度的成就，許許多多當年「黨外」省議員的「打拼」，絕對是功不唐捐。例如沒有「五龍一鳳」，台灣只剩國民黨一言堂；黨外沒有以省議會為軸心，就營造不出「美麗島政團」，進而因美麗島事件的犧牲，喚起民眾的覺醒；沒有14位黨外省議員集體辭職事件，就引不出後來的修憲、凍省。凡此種種，乍看幽微，實則炯昭。伯仁君以點滴方式記錄之，或評論之。每篇雖獨立成篇，卻又脈絡相通，大局躍然而出矣！例如：

有台灣第一紳士之稱的林獻堂先生，為何當省參議員數月即辭職？晚年為何遠避異國，拒不歸台？

總額達千億元以上的所謂「勞軍捐」之來龍去脈如何？為何沒有進國庫而由婦聯總會、國防部總政戰部及國民黨分贓？

「現代吳鳳」是何許人也？他指誰是「出草人」？

當年一般國民黨籍(和黨友型無黨籍議員)，每次選舉下來，大概要花多少錢？

為何當年只要是國民黨籍的候選人，縱使很優秀，不花錢是很難當選的。反之，頂著「黨外」招牌，選舉不用花大錢，甚至有「盈餘」？為何「選舉要花大錢買票，成了國民黨候選人的『原罪』」？

何以蔣經國要問：「為什麼監察委員選舉要用錢買票？」(1987.1.21)？

為何關中當年代表國民黨與黨外溝通，卻溝通出了美麗島事件？關中在此事件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態度又是如何？

當年關中操盤的監委選舉，有金額龐大的「統收統支」的策略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
到底連戰與伍澤元之間那筆被連戰忘記的三千六百多萬元不明借款，是怎麼回事？那會是社會上傳言的合作「炒地皮」的錢嗎？

吸血鬼高利貸單純是黑社會的滋養泉源嗎？有沒有白道（檢、警、調及法官）摻一腳，「黑白合作」呢？

以上不勝枚舉的疑問，都在王伯仁先生的回憶中，一一呈現其輪廓。

然而，畢竟伯仁君當年駐台灣省議會及省政府的採訪期間，正值充滿政治禁忌的戒嚴時代，也涉及政治人物的隱私，使他們當時在下筆時礙於現實環境而無法暢所欲言。誠如伯仁君所言：「有的事情在發生當時，或因種種原因而無法見諸報端，事實上至今還留存我的腦海中。」「所以當時(1978)的政治記者，有一招『曲筆』的做法，即不直接挑戰新聞『紅線』，而是婉轉繞道而行，可見當時任政治新聞記者之難為。」如今事過境遷，台灣已民主化，伯仁君也無現實壓力，因此，至今還留存在他腦海中的往事，伯仁君以「不虛美，不隱惡」的實錄精神，話說重頭。

這部書不是王伯仁先生的自傳，而是回憶式的紀錄。回憶錄很類似自傳，惟自傳側重以作者個人為重心；而回憶錄（memoir）是個人以其經驗和觀察寫出來的歷史記述，側重在外界事件上。回憶錄作者通常是歷史事件的參與者或觀察者，其主要目的在描繪、解釋這些事件。回憶錄及自傳經常是歷史研究者用來作為了解歷史真相、解釋歷史原由所要參考的重要史料。伯仁君這部著作，正是這樣一部具有高度史料價值的回憶錄。我在研究所開有《戰後台灣史專題》的課程，我會將這部書列為研究生必須參考的著作。這是我在伯仁君這部大作付梓之前，有幸先睹為快，忍不住要急著透露的決定。

李筱峰

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

2011.2.9.